作者： 林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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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吸引了所有通向數字殿堂的好奇，而在大堂之內，計算機仿真CAE是最為重要的基石。所有關于數字制造的設想，都在以隱蔽的姿勢，指向這個基石。高端裝備制造更是如此。美國仿真軟件NASTRAN作為CAE軟件的代表，已經成為飛機設計仿真分析的標準軟件。如果不用NASTRAN分析計算過的設計方案，是根本無法通過美國FAA的適航取證。然而在高端仿真CAE領域，中國幾乎全軍覆沒。這個行業也成為幾乎不可見的“微生物產業”。

10月29日，美國商務部對國產新興存儲器企業福建晉華突下禁運令。

10月30日，美國光刻機巨頭應用材料、泛林等公司馬上實施對晉華斷供，駐廠人員瞬即撤走。美國的工業軟件也應聲停止供應。投資370億的晉華立刻陷入癱瘓。

從美國仿真軟件CAE的發展歷史來看，CAE無疑是一種美國國家戰略意志的結晶。美國宇航局NASA、西屋核電和美國國防部的代碼轉移和扶持，使得美國早期CAE軟件公司，成功地從科研機構，進入了市場之中。隨后，這些CAE企業進行了波瀾壯闊的并購。

在翻看國外工業仿真軟件CAE巨頭的鯊魚進化史中，我們發現這些行業先鋒能活到今天，充滿了瘋狂并購的味道。在過去十年中，僅僅行業的Top5的仿真軟件公司，并購次數高達65次。每一次整合，都會醞釀出一個更大的知識火山。人類工業知識迅速聚集，使得這些工業軟件企業，成為工業界最聰明的工業公司。

圖1 深海狂鯊：CAE的并購狂歡史

（鳴謝南山工業書院的趙翰林繪制此圖）

這個市場，是人類工程師智慧的整體拼盤，也是一個帶有強烈的國際化知識流動與融合的結果。這個市場，是一個大魚自由吃魚的海洋。

而這一切，都跟中國CAE的市場無關。

中國CAE本身發展動靜不大，池子里魚也并不多，屈指可數，而且都很小，只在一些礁石縫隙里面才能找到。一邊是天天噴火的國際火山口，一邊是波瀾不驚的中國寧靜之湖。這是工業發展史上，最為奇特最不合拍的一幕。我們所有的制造業，都在緊隨國外潮流發展的時候，哪怕山寨都是倍有誠意亦步亦趨地跟著師傅走。只有在仿真這個領域，我們對國外軟件的發展出現了整體上的靜默，錯失了三十年的大好機會。

不妨更加直接地說，中外CAE的差距，就是中國與發達國家國家工業化水平的最直接的標尺。三十年，不過是它的一個基本量度。全世界最優秀的工程師的經驗，高端行業研發過程的Know-How和最佳實踐，都在被編碼成一行一行CAE代碼，幾代人踩肩相傳。而中國，則處處都是斷層。

然而，這種說法對于那些曾經奮斗青春的CAE斗士們，其實也不公平。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CAE領域也出現了一個百花齊放的小陽春。以中科院、北大 、大連理工、清華等為代表的一批高校和科研人員開始做相關的軟件開發。一時間中科院梁國平教授獨樹一幟的有限元語言FEPG和飛箭、大連理工的顧元憲和張洪武教授的JIFEX、29基地的風雷軟件、中航工業強度所的HAJIF軟件等都曾紛紛崛起。

然而到了今天，這些仿真軟件固然仍舊在發揮一些作用，但用戶量都極小，基本都不成氣候，深處閨中。令人倍感唏噓的是，三十年前的一些版本，至今仍然有人在運行，飛箭、紫瑞至今仍有數百余套CAE軟件在被使用。它們就像一輛幾十年前的鳳凰自行車，嘎吱嘎吱地還可以轉動幾下。

2014年9月，一群國內外趕來的原軟件開發人員和家屬，在北大燕園舉行了一次很小的聚會，慶祝通用結構力學分析程序SAP84應用三十年。只是，這是一次親情的聚會，與軟件無關、與行業無關。

SAP84曾經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這是由北大力學系袁明武教授主持開發 。回國后，他以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SAP80軟件（非現在的德國ERP軟件，而是80年代國內最早廣泛應用的一款結構分析FEA軟件，早期以主機系統為主，輸入端為穿孔紙帶）為基礎，沒有經費支持的情況下，毅然走上了在個人計算機上開發計算力學軟件之路。經歷了學習消化和自主創新階段，到1984年的時候，新版本功能大大超過了當初的SAP80，這也是名字中含有“84”的由來。袁明武教授彼時已經堅定地認為，開發工業軟件，是力學與工程實踐相結合的必由之路。

后來這個軟件的各個版本，被國內一千多家用戶，應用于在工程設計和研究的場合。在長江三峽大壩的初步設計、黃河小浪底樞紐工程抗震分析、北京西客站屋頂結構等都有用過，此外也用于客車車身優級強度驗算等機械產品。然而，這個面向通用仿真的軟件，最終還是在商業應用上折戟。 

圖2 SAP84的源程序和計算機

（2018年11月攝于北大）

到了后來，袁明武教授得出一個結論：CAE在中國沒有前途。這是一個傷透了心的結論。

另外則是一個還在苦守初心的例子。

中科院研究員梁國平在在1989開發出來通用性仿真軟件FEPG，其最大的原創性是有限元語言，執行效率很高。這個創舉，連當時世界排名第二的仿真軟件公司MSC都注意到了。從報紙上看到這條消息之后，MSC甚至跑過來跟梁先生談收購。不用說，MSC這種過于市場化的想法，在當時的業界簡直是天方夜譚。

梁國平的成果得到了廣泛的肯定。一時間贊譽無數。

1993年7月26日的《人民日報》曾經如此報道，“梁國平首創有限元程序自動生成系統，數天內可完成數月才能完成的編程工作”。

嚴謹的中科院鑒定委員會1993年8月也給出了這樣的評價，“該系統不同于通常的有限元程序，而是有限元程序的生成系統，使用者只要提供相應信息，就能自動生成所需的有限元FORTRAN源程序...，該系統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此一刻，中科院數學所領導表現出非常開明的一面，鼓勵梁國平去做市場，并在中科院圖書館后面一個小樓提供場所。此時梁先生四處籌款之后，正式成立飛箭公司，打算大干一場，而他的人才標準也很簡單，“北大、清華、中科院”，別的學校學生都不要。梁先生并沒有細想過，高材生意味著什么樣的成本支出。

隨后梁先生一直緊跟科技最前沿的發展，2000年開發了全球首套互聯網有限元軟件，這是緊隨1999年互聯網泡沫危機而產。不用說，這種理念在當時，實在是太過于領先了。

到了2006年，高性能計算HPC開始興起。不同于串行計算，并行計算可以在數千個CPU分配和調度任務。就在這一年，梁研究員推出了FEPG的升級版本，也就是并行計算pFEPG。2009年借助天津市的一點有利的政策支持，以梁的并行仿真技術為基礎的元計算公司成立。

這一年，也是美國確立計算仿真戰略高地的一年。美國總統信息技術委員會《計算機科學：確保美國競爭力》以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的《基于仿真的工程科學SBES》的報告，先后被提交給了美國總統。幾乎同步，中科院也在2007年向國務院提出要發展建模仿真的戰略，可惜這個極具戰略遠見的提議，后來不知卡在何處，石沉大海。

即使有著如此領先的意識和技術，然而資本的投入，卻是極為有限的。梁堅持認為，一心只做基礎研究就足夠。然而作為公司總要有一個公司的盈利原則。實際上，元計算公司，做了大量的工程研究的基礎工作，像是在做國家院所要做的事情。這種堅持做通用型仿真的努力，對比國外仿真公司每年動輒數億美元的研發投入，幾乎不值一提。對于梁國平先生而言，除了資金之外，更重要的是后繼無人，當年非“三大院校”莫屬的招生規則已經成為歷史，沒有年輕人會有時間來苦守如此寒窗 。

這是中國CAE搞正向研發的一個標準縮影。這個縮影，正在逐漸縮小，也許很快就不再可見。

中國CAE發展之路，與國外相比，走過一條完全不同的發展路線。

國外CAE廠商的發展，源頭往往都是來自工業制造本身，很多脫胎于工業工程技術的需要，然后借助于資本和并購的驅動，實現接連撐桿跳的跳龍門。美國早期CAE都是通過國家資助得以發展。像早期的商業化仿真軟件MSC、UG、SDRC都有美國宇航局NASA的影子，當前最大的仿真軟件ANSYS背后有西屋核電的支撐。國家資助的項目，在經歷過基礎研發之后，后期都會轉為公司做商業化擴散。

而中國CAE，則基本上都是走了一條從高校科研出發、止步于院所的路線。盡管起步很早，早在1960s就提出有限元方法，完全與國際同步。但隨后的產業化，卻差強人意。三十年過去了，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少量的金錢（對工業軟件一向缺乏認識的中國科技界，還真沒投什么錢），碩果無存。最重要的是，錯過了最佳發展的時間窗口。

在中國，研究院所還可以得到一些有限的資助，做軟件的開發和嘗試。

然而課題一旦結束，軟件基本就會被封存。至于后期再進行轉化，完全沒有經費支持。然而軟件工程的經驗，一個有效的軟件要走向市場，需要經歷過三個階段：基礎研發、工程應用到最后的商業轉化，這三個階段的投入為1:5:25。中國基礎研發過后，就再無下文。因為從基礎研究，到真正的商業化，還有90%以上的投入未能到位。這是中國工業軟件未能從院所實驗室成功轉化為社會化商品的最大遺憾。換言之，投入不足，產業轉化不暢通。在科研院所，只能靠一波一波流水的學生“兵”，做零星的縫補工作，很少得到工業應用的實際反饋和迭代提升。而對于所有在研學生而言，寫論文自然又是最為重要的事情。

中國發展CAE的失敗歷史表明，單獨從高校院所發展工業軟件并不可行。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大學院所往往都是引文數據指標的SCI為導向，而評審專家在科研項目的結題驗收時主要就是考察SCI統計結果。因為評審專家往往不能在一兩天內全部了解掌握技術。事實上，通過國外CAE軟件進行驗證計算，所產生的SCI論文，會比自行研發CAE技術產生論文成果，要容易得多。許多行業的復雜分析，有時圈內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行業標準，需要使用某些權威軟件進行結果標定才能認定，這樣，大大線墜了一些小眾的自研CAE軟件的市場應用積極性。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于試圖走向工程化應用、走向科技轉化的科研項目而言，SCI就是科技轉化的毒瘤。

HAJIF經過航空研發幾代人打拼，從上世紀70年代由強度專家馮鐘越開始立項，中間不斷擴展，到1985年的時候，已經發展到III型 。一時間，HAJIF應用到在研的多種新飛機型號，其基本功能已經覆蓋當時國外主流系統。然而，由于缺乏持續的開發和運營，缺乏市場化的動力、資金和支撐機制，直到今天，HAJIF一直處于苦苦支撐的局面。機制不明，未見源頭活水，依然是掣心之痛。

中國CAE軟件發展的失敗，與國外軟件在中國的長驅直入也有著直接關系。彼時，國人尚不清楚如何保持稚嫩的工業產業，尤其是工業軟件這種幾乎看不見的領域。在1996年前后，國外仿真陸續進入中國。美國商業化成熟度很高的ANSYS、MSC先后進入中國市場，友好親和的用戶界面，奇快的計算速度，很快將剛剛起步的國產仿真軟件打下馬來。而四處蔓延的盜版軟件，則進一步擠壓了市場空間。沒有大資金接應，又沒有用戶的反饋，這些院所出身的CAE軟件很快陷入困境。

只有與用戶市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才是工業軟件發展的正面之道。而在中國，科技部和自然基金委往往只抓基礎研究，工信部會認為工業軟件的研發是企業自己的事情（當然，即使有資金也是有限得很），國資委和發改委所持有的裝備制造用戶大本營又很難對國產工業軟件開放。這三大各自為陣的擰巴體系，使得工業軟件這一投資巨大，需要多層轉化才能成熟的技術類型，毫不意外地走向窮途。

除了國外軟件的大舉進入，盜版江湖的擠壓，高層人士對軟件這種特殊商品的認識也存在偏頗。在科工局系統的條保中，一直對“軟件”采取“硬件設備”方式進行參數描述和項目上報，而對每年的維保續費，沒有單獨開列。殊不知，國外的軟件公司正是依靠穩定的每年維保續費，保持了高昂軟件開發和性能升級迭代的良性循環。

工業軟件的困境，其實也是中國多年倡導產學研但卻成果寥寥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案例而已。

這個行業自己正在失去辨識度。隨著各家學院派軟件的凋落，行業里越來成為寂靜之地。2006年，曾經是CAE行業聲音最為洪亮的一個年份。當年中科院舉辦的《CAE自主創新發展戰略》，高校院所、各大用戶如汽輪機廠、船舶工業等，紛紛端出自己的幾近工程化的軟件成果，吉林大學胡平教授的汽車車身結構制造分析KMAS軟件、中科院力學所傅德薰的多尺度高精度計算HOAM軟件等，都是大家非常關注的對象。那真的是一個美好的時代，許多種子都在熱烈的發芽之中。而在更早的70年代，大連理工就有“上海小分隊”的故事。就是錢令希院士派遣，鐘萬勰院士帶頭，到上海研發軟件。當時上海既有計算機等硬件條件，又有具體的工程任務。大連技術與上海硬件、上海需求的三體結合，造就了一段輝煌升騰的故事。

就在這次會議上，北大袁明武教授再次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自主CAE有了一些有限用戶，但想要繼續擴大戰果，在資金上已經完全難以為繼，進一步研發已經是“奄奄一息” 。

當時鐘萬勰院士非常清晰地指出，“CAE已經成為數字設計與制造的核心”，這是對傳統的實驗室反復試制模式，一次巨大的顛覆。這離2014年德國工業4.0開始廣泛引發人們對數字化制造的思考，整整提前了6年。在當時，自然并沒有多少人注意。香山會議，也是學者們為中國CAE發展而歃血而盟最后一次的集體擔當了。所有的問題，都已經指出來了。但沒有部門牽頭推進。

行業內有一本非常專業的雜志，《計算機輔助工程CAE》，到了2012年開始改刊，從季刊變成雙月刊。此前大連理工的鐘萬勰院士，還一直在雜志上呼吁國產CAE軟件。在2012年最后一次刊有為自主可控CAE軟件一直奔波的陸仲績先生的文章之后，再無行業發展的消息。這個刊物就變成了國外仿真軟件交流的學習平臺。同樣，這種沖擊也發生在大學校園。許多大學放棄自主研制的方向，將課堂變成傳授如何使用進口軟件系統的陣地。難怪行業里會問，“難道中國大學的計算力學教育，就是教授如何使用進口軟件？”

這個舞臺之上，現在只能聽見國外CAE軟件的縱橫馳騁。在從上個世紀開始的數學家馮康、大工的錢令希教授、中航工業的岳中第、北京航空制造所的王普總工等，都曾經創造了一代人的輝煌。然而，由于行業發展式微，許多原來在這個行業有所建樹的院士紛紛遠離這個行業。只有大連理工兩位院士、清華大學的柳百成院士等少數派，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在為行業而孤獨地戰斗。按照鐘院士自己的說法是，“我是從1970年開始自主開發結構有限元軟件，大連理工大學在此方向堅持了6代人40余年，可謂屢敗屢戰。”

今年10月份發改委面向社會，征集《戰略性新興產業指導目錄（2016）》修改建議。旨在推動國內工業軟件發展的“工業軟件論壇”，發起了建議提升“工業軟件的目錄等級”的建議，鐘萬勰、程耿東院士迅速親自簽名，為CAE的發展而助威。彼時鐘院士還在醫院治療。他們太希望這個行業能夠恢復它應該得到的重視。

然而在有些部委的項目中，居然要為這類軟件是否立項，進行爭論。數字化設計和仿真軟件，不可一日停止攻堅，因為這是中國制造走向未來的根基，沒有這些軟件的支撐，談什么智能制造、先進制造，幾乎都是空談。重要的是，有了這類軟件國產陣地的堅守，不過做的有多艱苦，就會留有一批人才和一手備用棋。在特殊時期，就是最溫暖的火種。而機制得當，這些火種還是會扶搖而起。

然而中國每前進一步，管制清單就會退一步。當我們需要開發某項技術或者高科技產品的時候，國外就會通過“瓦格納協議”、“管制清單”進行橫壓；然而中國一旦有突破，國外立刻就會放松限制，在市場用成熟產品碾壓中國剛起步的弱小幼苗。在今天，像歐拉型大范圍爆炸、水下爆破、高端氣動彈性和高超聲速等仿真軟件，仍然實施禁運,許多CAE軟件都會禁賣給軍工企業。像在碰撞、爆炸行業領頭羊LS-DYNA軟件的很多模型根本不對中國銷售，全球非線性有限元軟件行業的標桿MARC也曾經禁運過，而工程模擬的有限元軟件Abaqus，則通過限32核從而對計算能力進行限制。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剛剛起步的中國CAE、CAD軟件，最終沒能發展起來，與90年代大量國外軟件迅速進入中國市場，從用戶體驗和高校教育兩個維度的反復碾壓，而中國又未能提前規劃有效保護國產工業軟件，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

中國工業軟件的三大代表軟件：CAD、CAE、EDA，已經成為弱小“微生物產業”。作用巨大，但卻不可見，更談不上重視。然而，工業軟件就是這樣天生“嬌貴”的工業戰略品，初期的發展就是吸金巨獸（企業是萬萬承擔不起的），隨后是需要用戶百般呵護的“刁主”，最后百煉成鋼，才能成為一代工業天驕。

國之重器，緣何成為產業縫隙中無人關注的微生物？哀莫大于心死。一方面中國驚呼卡脖子之痛，一方面卡脖子行業自身被打入冷宮。作為工業明珠的行業江湖，居然門廳冷落。 這是一個標準的“公地悲劇”。

沒有國家的支持，這個行業只能以一種“餓著肚子鬧革命”的姿態，繼續前行。中國CAE市場現在活躍著四大流派，分別是學院派、傳統派、代理派和在線派。

學院派是指從院所高校發展而來。這里面包括中科院源頭的元計算公司的IFEPG、空氣動力研究所的圍繞計算流體力學的風雷軟件、航空工業強度所623的航空結構分析HAJIF（這可是1975年 就開始研發的老寶貝）、大連理工的SiPESC仿真（前身JIFEX）、華中科技大學沖壓成型分析的華鑄CAE、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大規模并行電磁計算軟件Laspcem和華中教授所創辦的蘇州同元MWorks。這類學院派的特征就是依靠院所資源，理論功底比較強，基本功很扎實。這其中，最為傳奇的是大連理工，圍繞錢令希校長、鐘萬勰院士、程耿東院士等人的悉心栽培，從一開始的有限元軟件DDJ（多載荷多工況結構分析）開始 ，到顧元憲和張洪武教授主要完善了JIFEX。一直到現在，幾乎是三代人的傳承，中間也有很多產品在市面上服務。盡管在90年代，當時都沒有完整的說明書，以至于很難說是一個完全商業化的商品。但是這么多年，卻是前赴后繼，培養了很多人。

仿真軟件最大的亮色，來自建筑領域。土木工程的結構分析軟件PKPM，是由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研制開發，由于加入了建筑結構設計規范，結合本土應用，一舉成為我國用戶最多的自主開發的有限元分析軟件。

與高端設計軟件CAD高度壟斷市場有所不同，在通用仿真分析領域，盡管國外的仿真軟件如ANSYS、澳汰爾ALTAIR、MSC等占據了幾乎全部份額和用戶，但是由于仿真往往有許多非常強的專業性，很多場合只能通過專業仿真軟件來實現。再加上CAE軟件一套價格不菲。因此，國產CAE軟件仍然有一定的市場縫隙，不至于餓死。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傳統派。他們的創始人往往是技術骨干，但卻奏折垂直路線。包括大連英特、西安前沿、以透平為主攻方向的合肥太澤透平、以軍工行業為方向的上海索辰、國內唯一商業化走電磁仿真專業路線的上海東峻、以多場耦合見長的北京超算科技。

北京希格瑪仿真，壓力容器行業做國產CAE工具，體量比較小。但在石化壓力容器行業也是跟老外抗衡的唯一國產貨。而濟南圣泉則以行業里少有的戰略并購眼光，從韓國收購了鑄造軟件AnyCasting，深耕鑄造行業。而專注PCBA工藝設計仿真上海望友，則致力于對標被西門子剛剛收購的EDA軟件Mentor旗下Valor產品線。

第三類是代理商自研的力量，這可以算是老兵的新戰場吧。例如專注于高空高速流動的專業CFD軟件的北京海基、ANSYS的代理商安世亞太的協同仿真平臺等。在中國，做代理的，沒有不希望可以研發出自己的軟件。代理商為不同CAD、CAE軟件二次開發，實現軟件之間的數據傳遞，基本上屬于客戶定制化的開發，并沒有觸及核心算法問題。因此，基于自主研發，恐怕是遲早要趕的路。替別人抱養孩子的時代，已經翻篇了。

值得眼前一亮的是代表新銳實力的在線派，包括上海數巧的SimRight、北京藍威的EasyCAE、北京云道智造、杭州遠算科技的云格物，以及圍繞壓鑄的北京適創科技。還有在美國創業做結構和熱分析的Welsim等，都在在線領域試圖撕開傳統仿真巨頭的一個口子。在線仿真作為一個面向未來的新興市場，一方面可以較好地避開盜版問題，為新興企業留有一點點利潤可以糊口喘息；另一方面則是其全新的架構設計，和快速的服務響應，更好地適應中小企業的需要。由于這些公司創始人都非常年輕，而且往往都在國外大型仿真軟件公司有過長時間開發的經驗。當下正是生命力蓬勃綻放的大好時機。這或許是未來中國仿真的種子力量。

隨著數字制造的發展，計算機仿真越來越成為一種真正的核心底層技術。作為一個軟件企業，必須注重市場規則，避重就輕，不去啃這塊硬骨頭。然而要真正做到自主可控，國家必須吃硬干糧。因為CAE的安全，就是工業的安全。

然而這背后首先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仿真軟件，是不是國家戰略工業品？出乎很多的人意料，仿真軟件CAE要完成成熟的商業化產品，投資規模雖然會小于大飛機，但技術密集度并不低于殲-20的實現。

沒有技術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對技術缺失的忽視。西方國家對中國直接禁運的產品，中國還有意識去正面追趕；而很多可以拿錢買來的工業品，則往往不被重視。西方許多通用的工業商用軟件，似乎從來未讓中國產生擔心。然而美國工業軟件四月份對中興的禁售，卻是一次最為警醒的悶雷。一旦，工業軟件斷供，所有的國防武器裝備的設計制造，都存在巨大的風險。

中國自主的仿真CAE技術，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經跟是離國外技術最為相近的一刻。可惜那個時候并不知道工業軟件的價值。“拿來就用，大干快跑”的實用工具主義主宰了屆時的市場。中國的CAE，沒有輸在起跑線，卻在百米接力賽中敗在交接棒上。起跑線上本是一步之遙；幾圈下來，我們幾乎已經不在賽道上。

然而，此知不歸,吾亦往已。到了繞不開而必須正面突破的時候了。兩代人的熱望，既有“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之老夫守更，也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的新秀登場，都是中國自主CAE行業堅守的地方。中國工業軟件的發展并不是技術落后問題，而是如何工程化和商業化的問題。這是禁錮國產CAE發展的最大瓶頸。當前中國制造正在面臨全新的攻堅戰，各個戰場都走向了正面突破之路。而在仿真CAE領域，民營企業還在縫隙中堅持著野百合式的春天，這是中國CAE市場僅存的一點希望了。

現在中國正在大力推動軍民融合，其實美國的CAE發展歷史，就是在60、70年代，就是軍方大力支持CAE的初期發展，然后再普及到民品。這個需要國家戰略的重視，單純民間資本推動，斷無可能。像前面提到的對中國禁運的爆炸仿真軟件LSTC公司，目前有100多號博士，全職開發LS-DYNA。而更要提及的是，之前軍方的項目長期支撐，才能保持這樣的工業軟件繼續發展。

2018年，對于中國制造最大的一個警世恒言是：工業軟件的斷供，其實是很容易操作的。這是一顆現實版、隨時可引爆的遙控炸彈。

回顧中國仿真軟件發展的這一段就在身邊的歷史，讓我們重新端量那些燃燒過的初心之火：它還在閃爍之中。肅然起敬的回顧，也是找回工業思維的修復之旅。對工業軟件的重視程度，是一個國家工業文明的最好量尺。

（鳴謝北京大學工學院陳璞教授，達索系統趙文功先生，及周少林先生提供的幫助）

作者簡介

林雪萍：南山工業書院發起人，北京聯訊動力咨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