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十幾個小時的航班，從法蘭克福轉機到達萊比錫機場時，已是差不多晚上十二點。八月上海的夜晚依舊是熱氣騰騰，但萊比錫的夜晚此時已是秋風四起、寧靜而冷清，很能感受到曹丕在《燕歌行》中所描述的“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的涼意。

很多人對德國這個國家的情感都很復雜，一方面它產生過愛因斯坦、普朗克、康德、歌德、巴赫、貝多芬等影響世界的科學文化名人。但另一方面，它又在狂人的操縱下，給全世界帶來過巨大的災難。

入住酒店很晚，瞌睡的細胞已然爬遍了全身，進門恨不得立馬倒頭就睡。但是一進浴室的門，還是被鑲嵌在墻內的抽水馬桶水箱所震驚到，陡然間睡意全無。我心里突然在想：敢把抽水馬桶的水箱安在墻內，德國制造為何有這樣的自信？這種安裝意味著他們相信，馬桶能確保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壞，直到建筑物被拆毀。他們這種自信，讓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德國制造的魅力。

這讓我想起一件陳年舊事。2010年，德國齒輪商人亨利安隨80歲的父親到青島游覽江蘇路基督教堂。在塔樓里，他們看到教堂鐘表依然在正常使用。當看到鐘表上“J.F.WEULE”字樣時，他的父親意識到該鐘表的齒輪，就是他們亨利安家來供應的。歷經百年之后，教堂工作人員告訴他們，這么多年來除了隔幾天抹一次油，從來沒有維修過這座鐘表。亨利安檢查完鐘表后認為，這些齒輪還能再用上300年，真要維修時，恐怕是他的曾孫一代了。

實際上，那些以品質著稱，強調工匠精神的國家，比如德國、日本、瑞士等，都有一個類似的共性，那就是有一種悠久的軍事傳統，或者稱為“軍事化”，甚至“類軍國主義化”。

比如，生活中他們要求的東西不多，就像部隊提供給士兵的物品不多一樣，只要夠他們生存就行。從這點上來說，德國在文化傳統上已經決定了它不會是個美食的天堂。聞名遐邇的德國“美食”，也不過只有啤酒、香腸、豬肘等便于制作與攜帶的準軍事化食品。

與德國類似，瑞士的制造業也是全球聞名，尤其是高端的鐘表業更是令消費者趨之若鶩。盡管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瑞士宣布確認為永久中立國，此后瑞士從未卷入過任何形式的戰爭。但瑞士的槍支彈藥人均擁有量遠高于美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軍事化的國家。瑞士憲法規定，男孩子到了18歲，就必須到新兵學校報到，領到軍服和步槍。20歲到40歲的男性公民必須按期義務服兵役。而且每個20歲至40歲的瑞士男子都必須參加每年一次的射擊考核，被稱為“強制打靶”。

相比德國，英國的工業制造要來得更早。經過18世紀的工業革命，英國工業已經高度發展，成為世界的標桿。而此時的德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國，其制造技術幾乎相差了差不多半個世紀。面對英國發達的制造業，當時不少德國企業幾乎是肆無忌憚地復制英國產品，制造二流質量的商品，并以傾銷的價格流入英國及其海外市場。

在經歷德國刀具剪子制造商假冒英國謝菲爾德公司產品的丑聞后，英國企業家們聯合發起了抵制德國產品的運動。在1887年8月23日，英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法》（Merchandise Act），該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德國制造的轉型。當時這部法律規定，所有德國產品要進入英國本土或殖民地市場，都必須打上“德國制造”的印章，以區別廉價低質的德國產品與英國產品。

英國國會通過《商品法》的這一天，也就成了“德國制造”的誕生日。“德國之聲”稱，從這天起，德國人爭氣地讓自己銷售到世界各國的產品比當地貨的口碑還要好。“德國制造”是德國在二戰后崛起的密碼，也是歐債危機中仍“一枝獨秀”的答案。

在某種程度上，德國制造的核心本質上不是質量，質量只是形成的結果，亦不是“硬性”器件的高超組合，而是在制造過程中添加的“軟性人文”內容。

在這個過程中，最需要的其實是嚴格的秩序感，讓整個流程完美分工和井然有序。秩序感或者說秩序主義，亦是德國制造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絕大部分的德國人特別依賴和習慣于遵守秩序，離開了秩序就會感到焦慮。我們會看到德方的工作人員，一旦發現約定的時間哪怕超過了一兩分鐘，臉上就會自然呈現那種不安的情緒。從秩序主義的角度而言，這不是一種苛求與為難，而是對整體秩序的尊重，是他們害怕因為流程過程中某一個環節的脫節，而影響接下來環節的連動。

德國人這種秩序主義，在普通人的日常管理和工廠中的流程主義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許多場合下，你會經常看到一些德國人拿出自己的日程日歷（Terminkalender）隨時翻看，上面都寫好了每天各時段的活動，從天到月再到年，一切日程都提前計劃。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康德，其鐘表般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就是德國人秩序主義的典型。雖然康德對人性的思索達到了精深的程度，但他終其一生都沒有離開過住所格尼斯堡方圓40公里的范圍。因此，有人說康德所有的偉大歷險都發生在他的頭腦中。

雖然康德這種鐘表式的生活顯得很夸張，但是整個德國民眾的生活多少也帶有一些“康德時間鐘”的影子。這種秩序主義應用到德國制造，就主要表現為工業生產的流程主義，使得德國制造業表現出井然有序、渾然天成。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早前的統計，德國大學畢業生占同齡人的比例為20.6%，而將近80%的年輕人接受的是職業教育，并以此走上工作崗位。

1944年冬，蘇軍和英美盟軍完成了對德國的鐵壁合圍，納粹帝國覆亡在即。在圍攻下，整個德國物資稀缺，普通民眾的生活陷入嚴重困境。而且由于是冬天，民眾家里如果沒有足夠的燃料的話，根本無法捱過。為了順利過冬，各地政府只得允許民眾上山砍樹。

公務員都在戰斗一線，這意味著這件事情沒有警察監督，不會有法官的判決，民眾完全可以隨意砍樹，以求得在冬天的生存。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直到二戰徹底結束，全德國竟然沒有發生過一起民眾違章砍伐無記號樹木的事，每一個德國人都忠實地執行了這個沒有任何強制約束力的規定。

哲學家費希特在“致德意志民族”演講中強調了這個民族自律的性格：“我們必須嚴肅認真地對待一切事物，切不可容忍半點輕率和漫不經心的態度。” 這些就像是德意志民族的語言，復雜而精確，語法和詞匯不能出現絲毫的模糊一樣，涇渭分明，嚴格自律，從而成就了“德國制造”的傳奇。

一定程度上，日本人的自律似乎帶有輕微的“自虐感”，和在“他律”制約下的被迫感。但是在德國的自律，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內心的認同，而非形式上的刻板。

即使行走在首都柏林，也能隨處看到墻上的各種涂鴉作品。甚至我們坐在萊比錫城市河道的游船上，經過橋洞時，也能驚喜地看到底下的涂鴉。

在去萊比錫商學院的電車上，身邊一個MBA學生問我：“他們的車上怎么播音提示音這么少？”的確，德國的電車報站音，基本上就幾個單詞，甚至不報，能省則省，再無打擾。這與國內地鐵、公交車長長的報站和廣告聲相比，顯得異常寧靜。

我突然想，自律下的寧靜應該也是德國制造的一個核心關鍵詞。德國的一大商業法則就是：可以有小公司、慢公司，但極少有差公司，絕沒有假公司。德國很多公司的創始人，都是工程師起家，比如我們此行參訪的保時捷公司創始人費迪南德?保時捷，就是1899年在Lohner汽車公司擔任設計師時發明了電動輪套馬達，第二年雙座跑車Lohner—Porsche問世。之后，他在1931年創業建立自己的設計公司，他去世后，兒子小保時捷肩負起公司重任，在1963年法蘭克福車展上推出了著名的911。

相比而言，我們有太多的快公司、假公司，而且越來越多的公司創始人開始直接出自資本市場、媒體等，跟制造幾乎毫無關系的領域，公司一再強調估值、融資。這實則是在“寧靜”上做不到。

一位在德國留學的學生說，她感受到的德國生活是一種平和、安寧、井井有條卻又令人樂觀積極的。這也讓她頭一回真正靜下心來“獨立思考”，然后發現國內的生活是如此焦躁，之前根本就沒有真正思考的時間。另一位留學生則說，在德國的生活和文化，讓他想清楚了“大城市的喧鬧，對于生活來說到底有多大的意義”。

在萊比錫校園，我見到一位傳教的牧師，停下來跟我聊了幾句。談完即走，沒有多余的言語。但是我有次在美國鹽城，同樣遇到一位牧師，卻追了我幾條街，給我宣揚教法。這同樣是不摻雜任何喧鬧的寧靜。

德國誕生了無數的世界著名企業，其中有些則已經成長為名副其實的大企業。但他們大部分還是將總部安置在原來創立的地方，固守那份難得的寧靜，慢慢把自己做強。

老子說：“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大”并不是目的，而是“強”的自然結果。

在德國制造背后，可以看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那種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的理性化，看到“浮士德精神”里“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東西”的追求和不屈不撓，看到海涅所說的“德意志不是一個輕舉妄動的民族，當它一旦走上任何一條道路，那么它就會堅韌不拔地把這條路走到底”的韌性，看到康德“外乎者如璀璨星穹，內在者猶道德律令”的敬畏，看到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只有兩個本質性發展階段，古希臘的理性與德意志新教的虔敬主義”的追求極致的氣質。所有這些，在深層次上構成了德國經濟的不熄動力。

有人說，德國人的腦袋是方的，而中國人的腦袋是圓的。方腦袋會沿著軌道走、穩定而有力，圓腦袋則可以靈活應對變化的環境。不能說哪個腦袋更好，但至少德國制造的那份自信與自律，能給我們的制造業帶來一些啟示。

中國制造的思維應該從“價格自信”轉向“品質自信”。

來源：礪石商業評論 作者：劉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