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可能是近期被討論得最多的政治話題。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2018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結合這個背景，又該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國的未來發展呢？本文為鄭永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的分享，其中也談到了一些看法。具體如下：

需要強化制度體系建設

《21世紀》：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將會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在你看來，今年的紀念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鄭永年：每隔十年中國都會紀念改革開放，但每十年的改革主題、改革思路、改革方式都不同。中共十九大已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主題很明確。另外，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黨的機構改革也被納入進來，這些跟以前是不同的。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現在討論比較多的是經濟領域的成就，但中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既有經濟方面，也有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

以前，機構改革主要是指國務院機構層面的機構改革，比如大部制改革，黨的組織機構不在其中。但現在的改革強調黨政聯動，這非常重要。其實，多年前廣東順德那邊曾經做過試驗，探索黨政聯動、黨政合署辦公的改革，這都是有益的嘗試。

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制度建設很關鍵。我們不走西方的道路，西方的道路確實也走不通。西方本身出了問題，西方的制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出了更大的問題。所以，中國現在的制度建設、現代化，區別于之前的現代化。我理解，是要吸收中國一些優良傳統，在“文化自信”背景下推動制度的現代化。

《21世紀》：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你看來，中國有哪些好的經驗？

鄭永年：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積累的經驗非常豐富，可惜沒有好好總結。現在大家談得比較多的還是經濟發展成果，還在講比較優勢，其實各個領域都有很多經驗，比如經濟改革如何跟政治改革配合，如何跟社會改革的配合，開放是怎么走過來的，要實事求是地總結。

毛澤東當年提出“論十大關系”，現在要重新審視這些關系的平衡問題。中國幾千年都在思考這些關系，并不是空想出來的。在新時代下，老百姓的需求跟以前不同，會產生新的關系，這些重大關系需要重新理一理。

重要的關系包括沿海跟內地、中央跟地方、各種所有制關系、改革與開放的關系等，目前有些重要關系出現結構性失衡。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注意到這些失衡的問題。像十九大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提出要賦予省級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權等。這些重要的關系大家并沒有忘掉，把這些關系更好地制度化非常重要。

你不向我開放，我也向你開放

《21世紀》：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這對中國的發展會造成什么影響？

鄭永年：我覺得，中美貿易戰是可控的。美國對中國600多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特別關稅，600億美元數額事小，但中國要預防貿易戰轉化成冷戰。特朗普政府拉上盟友，這是冷戰思維，我不認為美國的盟友會絕對倒向美國。

中美之間一旦發生貿易戰，美國自身會受傷。中國經濟體是開放的，中美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美國同樣會受到很大影響。

按照我自己的觀察，中美之間不是貿易戰那么簡單，而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決策機制發生了變化，不同于奧巴馬以及以前的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現在是商人加軍人的決策模式，決策很果斷，區別于政治家“權衡”的決策模式。如果造成冷戰的結果，對中國、美國的影響會很大，也會改變整個國際環境。

當然即便發生貿易戰，甚至冷戰，中國的天也不會塌下來。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這些都不會阻斷中國的崛起，但肯定會拖慢中國的崛起。

大國崛起的過程，沒有那么順利。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要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現在正是考驗。

《21世紀》：中國政府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國際壓力？

鄭永年：中國如果以牙還牙、公開對抗的話，兩國間矛盾可能會升溫。當前還是要冷靜思考，要充分考慮到美國政府的決策模式——哪怕是在我們看來是錯誤的、沒有權衡的決策，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理性，但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理性。

中國近幾年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提高國內消費比重，今年還要開首屆進口博覽會，這都是比較聰明的應對方式。中國過度依賴美國市場也不好，中國企業還可以開發其他市場，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國內的市場也還可以繼續開放。

中國應該學習早期的英國，即便美國的市場不向中國開放，中國的市場也要向美國的資本開放。特朗普政府是管不了美國資本的，美國資本是自主的。中國以更包容的態度，會發展得更快。如果中國正面迎擊的話，反而會給對方好處。

《21世紀》：外界可能期待中國市場能更加開放，你怎么看？

鄭永年：這是速度的問題，中國一直在開放市場，美國說中國開放得不夠，中國還是要根據自己的節奏來。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不能因為外面有壓力，就跟著外面走，這會出更大的亂子。即要有戰略定力，不能外面有點壓力就驚慌失措，還是要根據自己的節奏來。